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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因何会走到一起

核心提示: “四川”与“广东”两个敌人的说法,熊向晖还是从叶剑英那里听来的。熊向晖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给4位老帅当助手,集会数十次,从未缺席。叶帅告诉他,自己的处境现在也变得很困难。熊向晖的建议后来得到叶帅的采纳: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

32年前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76年之前,两人并不熟悉。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1976年1月10日夜,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出现在朔风呼号的天安门广场。从外表看,他与广场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那晚的广场人山人海。在官方似乎刻意降低两天前辞世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治丧规格的情况下,人们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之情。

“文革”开始整整10年之后,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愤懑情绪已燃到了顶点。总理病重时,邓小平曾经给大家带来希望。但好景不长,从1975年底起,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不下去了。

那个中等个头的男子,默默地走在送花圈的人流中,观察着身边的人。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自己会为9个月后粉碎“四人帮”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焦虑

这个人,是熊向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余年、被毛主席称为“一个人顶几个师”、后来被誉为中共情报保卫“后三杰”之一的那个传奇人物。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多年地下工作的历练,使熊向晖很少情感外露。据他的女儿熊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甚至在家中,也很少看到父亲情绪上的波动。

但从1975年的秋天开始,25岁的熊蕾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在家中,熊向晖常常叹气。

熊蕾知道,这是因为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的日子变得艰难、极左派愈发嚣张所致。

以往很少聚会秋游的熊向晖,此时去八火处、香山“游玩”的次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同行的人,通常是一些可以交心的老战友。说是秋游,实际上并没有观赏风景,而是互相唉声叹气。还有一次,熊向晖在和罗青长通电话的过程中,谈到总理的病情,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这给熊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到父亲流泪的片段。

事实明摆着,老干部这股政治力量正在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层政治斗争中能够对“四人帮”有效制衡的,只有这些开国元勋们。

他们中间,熊向晖对周恩来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周是中共情报工作创始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领导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熊向晖最为敬重的长者。他和老战友们猜测着,邓小平再度靠边站以后,谁会接任总理。

谁接任总理,对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按照国务院的排位,周、邓之下,就是张春桥了。熊向晖等人聚会之时,一是出于安全,二是出于轻蔑,对张春桥一直以“眼镜”称之,而那个女人的名号,则是“三点水”。如果“眼镜”接掌行政权力,这个国家会继续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要接着吃多少苦头?

对这一局面,老干部们有束手无策之感。不仅如此,另一位老干部的领军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也陷入了困境。“三点水”在一些高层级的场合公开宣称,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邓小平),一个是广东(叶剑英)。“四川”既倒,火力开始向“广东”集中。

“四川”与“广东”两个敌人的说法,熊向晖还是从叶剑英那里听来的。

他们的交情,始于1969年。被诬称“二月逆流”干将的4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受毛泽东指示,集中研究国际形势。熊向晖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给4位老帅当助手,集会数十次,从未缺席。思想感情和立场的一致,使熊向晖很快与4位老帅变得无话不谈。

1976年1月21日,熊向晖见到叶剑英。叶帅告诉他,自己的处境现在也变得很困难。

熊向晖的朋友很多,身处决策层的朋友也不少。“文革”中,4位老帅是他的挚交,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局常委当中亦有他清华的校友。但他有一条原则:你只要还在位,我就不会去找你;如果你有事,请随时找我。

这一次,也是叶帅主动找来熊向晖吐露心扉:政治局的“批邓”让他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

此时,邓小平已经实质倒台,“四人帮”风头正盛。有人建议,叶帅到南方去避一下风头。叶帅因此想要去广西。

叶帅处境艰难,无疑加重了熊向晖的忧虑。他问叶帅:如果你去广西,军委怎么办?叶帅回答:军委我还可以掌握。

熊向晖的建议后来得到叶帅的采纳: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

随即,叶剑英以健康为由向中央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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